2015年11月，在中国第三十二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里，有位90后小伙子格外引人注目：潘曜，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极地检测技术研究室在读硕士研究生。

　　小潘是安徽安庆人，1992年出生，本科就读于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后成为该校极地冰雪检测研究团队成员，师从窦银科教授。

　　身为共青团员的潘曜，在校期间就十分刻苦勤奋，凭借自己的知识功底和应用能力，成为太原理工大学第一个前往南极内陆执行任务的考察队员。这次入选让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的小潘深感压力，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从3月份开始，我们开始研发、集成运往南极的设备，到7月份以后每天调试设备到晚上10点以后，再到10月份的装箱托运，实验室的每个人都为了这次任务的成功付出了心血和努力。我所携带的科研设备是实验室团队在历次极地考察中数量最多、制作最精良的一次。”

　　自从登上“雪龙”号科考船，潘曜就开始了“一天五吐”的生活，但他还是坚持担任了内陆队的“文娱委员”，忍住头晕目眩，接连组织策划了几次队员们的文体活动，让旅途一路充满欢声笑语。在经历了菲律宾海域防海盗、赤道的风平浪静、西澳的短暂休整、西风带的肆意狂虐和浮冰区的艰难破冰后，2015年12月4日，随着全队，他终于抵达中国南极中山站。

　　登上中山站后，内陆队的任务主要就是尽快在出发基地完成各种物资的集结；小潘还要在出发前在雪地车后备箱装好冰雷达系统，在乘员舱装好车载冰面形态观测仪。出发前夕，他在日记里写道：“在忙忙碌碌一个星期后，我们集结好了所有物资，所有雪地车都准备就绪，冰雷达和车载冰面形态观测仪也在出发前一天成功安装好，大家的脸上都出现了明显的颜色分层，鼻尖都被晒得红红的。出发前一天，队上开了个短暂的会，对每个人的工作做了分工。之后我们回到中山站洗了未来56天的最后一次澡，而后我要不惧任何困难，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昆仑站！”

　　科考队出发了，小潘承担起全程冰雷达观测任务和冰雪表面精细化监测任务，在极昼、极低温和缺氧的环境下，每天早晨6点准时为雷达供电；在队伍向昆仑站行进中时刻关注雷达和冰雪监测仪工作情况，每晚抱着四块50斤的电池去发电舱为设备充电后再进行数据分析。在昆仑站期间，气候条件十分恶劣，除了温度低，气压也仅为正常气压的一半。昆仑站的科研任务非常繁重，人手不够，他如此描述了内陆队员在昆仑站时的工作和心理历程：除去自身科研任务外，我的大部分工作是协助天文观测工作、压实昆仑机场工作以及帮厨。气温低暂且不说，因为气压低，大家在昆仑站都会多多少少出现缺氧，每走几步就会上气不接下气。每个人虽然都在努力地工作着，但由于环境过于恶劣，大家也急切地想早日离开，因此在生活舱中大家挂起了一个小牌子，跟投票一样画“正”字，每天画一笔，到四个“正”字的时候，我们就该离开了。希望一切顺利！

　　小潘在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下安装了实验室研制的冰物质过程监测站，在中国南极科考史上首次获取了昆仑站地区10米深的温度数据并通过卫星网络传回实验室。回程途中，随着南极秋冬季节的来临，天气逐渐恶劣起来。小潘又克服了每秒30米的风速、能见度仅为5米的暴风雪环境，成功安装了实验室全部科研设备，包括四套冰物质过程监测站和两套冰川移动监测站。

　　通过详细考察，太原理工大学极地检测技术研究室获取了丰富的南极科研数据，包括：中国南极考察以来首次获取中山站至昆仑站全程的冰盖浅层结构分布数据；首次获取昆仑站、泰山站的典型冰盖区域10米深温度数据和其他重要气象参数；首次实现内陆出发基地冰川移动实时监测。

　　回到中山站的当天正值中国农历新年，小潘重新定义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终于在过年的当天，2016年2月7号，顺利回到了中山站。因为在内陆我们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手段是极其昂贵的铱星电话，吃饭是28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生活舱里，连动一下手都很困难。那种手机突然接上网络收到微信消息时恍若隔世的感觉，以及洗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澡后在中山站餐厅里聚餐看春晚的幸福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我跟队友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对生活幸福的定义是：吃饭的时候可以端端凳子调整座位，随意扭动身子，手机能打电话、能收发消息，这样我就很知足了。’”

　　回望158天的南极考察之旅，小潘写道：南极考察的158天，是艰苦的158天——与世隔绝的环境、晕船、极寒与缺氧的内陆让人望而生畏。但158天的南极生活，极大提升了我在艰苦条件下的工作能力，也让我重新定义了“幸福”这个词。相比南极生活，我们应该对现在的生活环境感到知足，在这么好的条件里，没有理由不努力不奋斗。